父亲林建国的归来，并没有像他承诺的那样带来“补偿”和“好转”，反而像一块投入死水里的石头，只是短暂地激起了几圈涟漪，随后一切沉沦得更深。他依旧没什么正经工作，偶尔出去打几天零工，更多的时候是缩在家里，或者出去找他那帮“朋友”喝酒，带回一身酒气和更加浓郁的颓丧。奶奶看他的眼神，从最初的疲惫，渐渐变成了彻底的漠然。
在我们几乎要习惯这种新的绝望时，母亲王秀芹回来了。
她是在一个黄昏突然出现的，像一道凌厉的风，刮进了我们阴暗的地下室。她比记忆中更瘦，脸色黄黄的，眼角添了几道深刻的纹路，但眼神却比以前更加锐利，像两把淬了冰的小刀子，快速地扫视着这个破败的“家”，扫过奶奶，扫过瑟缩的父亲，最后，那目光钉子一样落在了我和弟弟身上。
没有久别重逢的拥抱，没有温情的问候。她只是从鼻子里哼出一声，对奶奶说：“收拾一下，过两天搬去省城。”
语气是不容置疑的通知，没有半分商量的余地。省城，那个对我们而言只存在于大人口中、象征着繁华和遥远的地方，此刻被母亲以这样一种冰冷的方式提出来，激不起半点喜悦。
奶奶沉默着，没有问“去哪里”、“住哪里”，只是默默地开始整理我们那少得可怜的行李。父亲在一旁，更是连大气都不敢出。
离开县城那天，天气阴沉。我们坐上了一辆气味混杂、拥挤不堪的长途汽车。母亲抱着弟弟坐在前面，我和奶奶、父亲挤在后面的座位上。一路上，母亲几乎没有回头看过我们一眼，只是偶尔低声和怀里的弟弟说两句话，语气是我从未听过的、一种生硬的温和。
省城的家，在一个嘈杂混乱的城中村里，同样是租来的。但比起县城的地下室，这里好歹是在地面上，有一个小小的、能见到阳光的窗户。墙壁斑驳，地面坑洼，但空间似乎大了一些。母亲指着靠里间一个更阴暗潮湿的小隔间，对奶奶说：“妈，你带晚丫头住这里。”然后，她理所当然地把弟弟带进了那个相对干燥、明亮一些的主屋。
新环境带来的不是新奇，而是一种更深的不安和隔阂。这里的邻居说着更快的、带着省城口音的话，看我们这些“外来户”的眼神带着明显的打量和疏离。母亲很快就在附近的一个露天市场支起了一个小摊，卖些廉价的袜子和针头线脑。她变得异常忙碌，天不亮就出去，天黑透了才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
她的情绪像六月的天气，阴晴不定。生意好时，她回来脸上会有点笑模样，可能会给弟弟带一根油条，或者一个肉包子。但若是哪天输了牌，或者生意不顺，那家里的低气压就能把人冻僵。她会摔摔打打，指桑骂槐，骂父亲没用，骂我是“赔钱货”，连带着对奶奶也没什么好脸色。
父亲在这个家里，更像一个透明的影子。他试图在母亲的摊位上帮忙，却总是笨手笨脚，招来母亲更严厉的斥骂。他愈发沉默，腰也弯得更低了。
我和奶奶依旧住在那个小隔间里，与主屋仿佛隔着一条无形的鸿沟。弟弟在母亲的溺爱和父亲的纵容下，渐渐显露出顽劣的苗头。他会抢我的东西，会在母亲面前告我的黑状，而母亲，从来不分青红皂白，永远站在弟弟那一边。
冲突发生在一个炎热的午后。市场收摊早，母亲难得在家休息。弟弟缠着我要去附近一个废弃的工地水潭边玩。我本不想去，那里水深且脏，但拗不过他的哭闹，又怕他在家吵到母亲休息引来责骂，只好带着他去了。
那水潭是工地上积水形成的，泛着绿藻，散发着一股腥味。弟弟兴奋地在岸边捡石子往里扔，我紧张地跟在后面，不断提醒他离远点。然而，意外还是发生了。他为了捡一个好看的玻璃瓶，脚下一滑，整个人惊叫着栽进了水里！
水花四溅。那一刻，我的大脑一片空白，心脏几乎要跳出嗓子眼。我不会游泳，对水的恐惧瞬间攫住了我。但看着弟弟在水里扑腾、下沉，一种更强大的本能压倒了一切。我几乎是没有任何犹豫，猛地扑到岸边，半个身子探进去，伸出手死死抓住了弟弟胡乱挥舞的手臂！
水很凉，很深。弟弟求生的力气大得惊人，死死拽着我，把我往水里拖。我呛了好几口浑浊腥臭的污水，感觉自己的身体也在下沉。恐惧像冰冷的水草缠绕住我的四肢，但我咬紧了牙关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指甲几乎要掐进弟弟的肉里，一点点地，拼了命地把他往岸边拽。我的膝盖在粗糙的水泥岸边磨破了，火辣辣地疼，但我感觉不到。
终于，在一片混乱和窒息感中，我把弟弟拖上了岸。我们俩都浑身湿透，狼狈不堪，弟弟吓得哇哇大哭，我也瘫在地上，大口大口地喘着气，浑身都在发抖。
就在这时，母亲闻声赶来，身后还跟着几个邻居。她看到浑身湿透、哭个不停的儿子，又看到同样湿透、瘫坐在地、惊魂未定的我，脸色瞬间铁青。
她一个箭步冲上来，一把将弟弟搂在怀里，心疼地拍着他的背，连声问：“怎么了？宝儿，怎么了？谁推你了？！”
不等我开口解释，弟弟一边哭一边伸手指着我，含糊地哭喊：“姐姐……姐姐带我去水边……呜……”
母亲的脸色骤然变得狰狞，她猛地转过头，目光像刀子一样狠狠剜在我身上，声音尖利得刺破空气：
“林晚！你个死丫头！我让你看着弟弟！你带他去水边？！你想害死他是不是？！你个丧门星！”
她的话像一盆冰水，从我的头顶浇下，瞬间冻结了我的血液，连心脏都似乎停止了跳动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想告诉她是我把弟弟救上来的，想给她看我磨破的膝盖和还在发抖的手。但当我看到她眼里那毫不掩饰的、几乎要将我焚烧殆尽的怒火和怀疑时，所有的话都堵在了喉咙里，化作一阵冰冷的麻木。
邻居们围在一旁，窃窃私语，投向我的目光有同情，但更多的是一种“看，这就是那家不省心的孩子”的了然。
奶奶闻讯从屋里赶出来，看到这场面，她走到我身边，默默地看了一眼我流血的膝盖，什么也没说，只是用她那双粗糙的手，用力地握了握我冰冷的手指。
母亲抱着弟弟，头也不回地往家走，嘴里还在不停地骂着。父亲站在人群外围，嘴唇动了动，最终却什么也没说，只是深深地低下了头。
我任由奶奶扶着，一瘸一拐地跟在后面。膝盖上的伤口很疼，但远远不及心里的万分之一。
回到那个所谓的“家”，我站在狭小逼仄的里间，听着外屋母亲温言细语安抚弟弟的声音，感觉自己像个多余的、被隔绝在外的孤魂。窗外，是省城喧嚣的、陌生的车水马龙。
这里没有县城那个漏风的地下室了。
但我知道，有一堵更高、更厚、更冰冷的墙，已经在我和这个世界之间，无声地矗立了起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