母亲手术定在周四上午九点。
周二晚上，我坐在书房里，面前摊着两份文件。左边是母亲的手术同意书，需要家属签字。右边是单位刚发来的项目初审意见——我负责的新区地形测绘报告被发现有重大数据纰漏，甲方要求三天内提交修正版，否则可能追究违约责任。
两份文件，两份需要我负责的生命。
手机屏幕亮着，是和陆志的聊天界面。最后一条消息是两小时前我发的：“我妈周四手术，你能陪我去医院吗？不用全程，签个字就好。”
他还没回。
窗外的夜色很沉，没有月亮。书房里只有台灯昏黄的光，照在文件上，那些字句显得格外冰冷：“手术风险包括但不限于……”、“因测绘数据错误导致的工程损失由责任方承担……”
我拿起笔，先签了手术同意书。字迹很稳，林泓，二十九岁，与患者关系：儿子。笔尖划过纸张，发出沙沙的声音，像某种告别。
然后我打开电脑，调出出错的测绘数据。问题出在高程点的编号混乱——我把B7区和C7区的数据搞混了，导致整片区域的高程模型全部错误。这不应该发生。这是最基础的错误。
可它就是发生了。在那个我整夜等陆志消息的晚上，在那个我胃疼到蜷缩的凌晨，在那个我一边审核数据一边刷新手机界面的时刻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陆志回了。
“周四上午乐队要彩排，很重要。下午我去医院？”
我看着这行字。彩排重要。下午去。像在安排日程。
我打字：“手术九点开始，签字要八点半前。”
“签个字很快，不能提前签吗？”
“医院规定要当天签。”
那边显示“正在输入”，持续了很久。最后发来：
“我尽量八点半前到，签完字得赶回去。下午的彩排不能耽误。”
尽量。赶回去。不能耽误。
我把手机扣在桌上，手在抖。不是生气，是某种更深的东西——一种认清现实的凉意，从脊椎爬上来，蔓延到四肢。
原来在他那里，“我妈手术”和“乐队彩排”，是需要权衡取舍的选项。
而我，甚至不能问“哪个更重要”。因为答案太明显，问出来只是自取其辱。
我回：“好。”
只有一个字。再多说，我怕自己会说出无法收回的话。
—
周三，我在单位和医院之间奔波。上午去单位整理错误数据的修正方案，下午去医院做术前检查陪同。母亲很紧张，一直握着我的手。
“小泓，医生说了，就是个微创手术，没事的。”她反过来安慰我，“你别担心。”
“嗯，我不担心。”我说，声音平静。
“你男朋友……明天来吗？”
“来。”我说，“他上午有点事，签完字得走。”
母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担忧：“是不是……耽误他工作了？要不妈自己签也行——”
“不行。”我打断她，“必须家属签。他来。”
必须他来。不是因为我需要他，是因为我需要一个证明——证明在我人生的重要时刻，他会出现。哪怕只是出现五分钟，签个字，然后离开。
我需要这个证明，来告诉自己：这段关系还有救。
周三晚上，我加班到十一点。修正数据需要重新核对三百多个高程点，我一个个对，眼睛干涩发痛。老张过来看了一眼，没说话，只是在我桌上放了瓶眼药水。
“小林，”他最后还是开口，“明天你妈手术，今天早点回吧。”
“弄完这点。”我没抬头。
“数据我帮你对。”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我的错，我自己改。”
老张叹了口气，走了。办公室里只剩我一人，日光灯管发出轻微的嗡鸣。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，每一盏灯下，都有一个故事。甜蜜的，苦涩的，正在崩塌的。
我的故事，大概属于第三种。
凌晨一点，我回到家。陆志还没睡，在工作间里。门缝下透出光，能听见键盘敲击声。
我洗了澡，躺到床上。很累，但睡不着。脑子里反复回放明天可能出现的场景：陆志匆匆赶来，签字，匆匆离开。我独自在手术室外等待。医生出来说话，我需要做决定。而我，只有一个人。
凌晨三点，陆志进来了。轻手轻脚地躺下，背对着我。
“还没睡？”他问。
“嗯。”
“别太担心，你妈会没事的。”
“嗯。”
沉默。黑暗中，我能听见他的呼吸声，均匀，平静。他明天只是去签个字，然后回去彩排。他的世界依然有序，依然可控。
而我的世界，正在双重悬崖边缘摇晃。
“陆志。”我轻声叫他。
“嗯？”
“如果……如果手术中出现意外，医生需要做决定，我……”
“不会的。”他打断我，“现在医疗很发达，小手术而已。”
小手术。而已。
我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。闭上眼睛，假装睡着了。
—
周四早晨七点半，我和母亲到了医院。手术室在五楼，走廊很长，两边是等待的家属。有人低头刷手机，有人来回踱步，有人小声哭泣。
空气里有消毒水的味道，还有某种说不清的、属于医院的特有气息——一种混合了希望和绝望的气息。
八点，护士来叫名字：“林秀芳家属？”
“在。”我站起来。
“手术同意书签了吗？”
“还没，等……等我爱人。”
护士看了我一眼：“八点半前必须签好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
八点十分。我给陆志发消息：“到哪了？”
没回。
八点二十。我又发：“快到了吗？护士在催。”
没回。
八点二十五。我直接打电话。通了，但没人接。
母亲看着我：“小泓，要不……”
“再等等。”我说，声音很紧。
八点二十八分。走廊那头终于出现熟悉的身影。陆志快步走过来，穿着黑色夹克，头发有些乱，额头上有一层薄汗。
“抱歉，路上堵车。”他喘着气。
我没说话，把同意书递给他。他接过笔，快速扫了一眼，在指定位置签下名字。字迹潦草，但清晰：陆志，与患者关系：朋友。
朋友。他勾了这个选项。
护士接过同意书，点点头：“行了，准备手术吧。家属在等候区等。”
母亲被推进手术室。门关上，红灯亮起。
陆志看了看手表：“那我……”
“你走吧。”我说，“彩排别耽误。”
他愣了一下，似乎没想到我会这么干脆。然后点点头：“那我下午过来。”
“不用。”我说，“忙你的。”
“林泓——”
“真的不用。”我看着他，“你来了也是等，没必要。”
他看着我，眼神复杂。有愧疚，有犹豫，但更多的是——如释重负。我看出来了。他在为可以离开而松了口气。
“那……有事给我打电话。”他说。
“嗯。”
他转身走了。脚步很快，像在逃离什么。我看着他消失在走廊尽头，然后转身，在等候区的塑料椅上坐下。
椅子很硬，很凉。我盯着手术室门上那盏红灯，看着它恒定地亮着，像一个不会回答问题的眼睛。
手机震了。是单位的电话。
我接起来：“喂？”
“林工，”同事的声音很急，“甲方来人了，在会议室，要你现在过来解释数据问题。”
我看着手术室的门。红灯还亮着。
“我现在走不开。”我说，“我妈在手术。”
“可是林工，甲方说今天必须见到负责人，否则就按合同追究——”
“那就追究吧。”我说，声音平静得自己都惊讶，“我现在在医院，过不去。”
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。“……行，我跟领导说。”
挂断电话。我把手机调成静音，放回口袋。
周围的声音突然变得清晰：隔壁家属的啜泣声，护士台的呼叫铃声，远处推车轮子滚动的声音。这些声音包围着我，但我感觉自己在一个透明的罩子里，与一切都隔着一层。
九点半，手术室门开了。我猛地站起来。
但出来的不是医生，是另一个病人的家属。他们围上去，问情况，然后松了一口气，互相拥抱。
我重新坐下。
十点，手机又震了。这次是领导的直接来电。我盯着屏幕，看着它亮起，又暗下。然后再次亮起。
第三次亮起时，我接了。
“林泓，”领导的声音很沉，“你在哪？”
“医院，我妈手术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领导顿了顿，“但甲方现在在会议室，态度很强硬。这个项目是你负责的，你得来。”
“我妈在手术室里。”我重复，“我走不开。”
“请个护工呢？或者亲戚朋友——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就我一个人。”
电话那头是长长的沉默。然后领导说：“林泓，你知道这个项目对公司多重要。如果甲方追究，不仅是赔钱的问题，公司信誉受损，以后接项目都难。”
我知道。我当然知道。这个项目是我争取来的，是我加班熬夜做出来的。现在它要砸在我手里，因为我犯了一个最低级的错误，因为我在最重要的时刻，选择了在医院而不是会议室。
但选择？我真的有选择吗？
一边是手术中的母亲，一边是职业生涯的悬崖。无论选哪边，另一边都会崩塌。
而那个应该站在我身边的人，在赶去彩排的路上。那个应该分担重量的人，在音乐的世界里航行。
只有我一个人，站在双重悬崖的中间，脚下的地面正在开裂。
“领导，”我说，声音开始发抖，“我真的……走不开。”
“那你至少电话里跟甲方解释一下——”
“解释什么？”我突然失控，“解释我为什么把数据搞错？解释我为什么在母亲手术这天没法到场？解释我为什么什么都做不好？”
声音在空旷的走廊里回荡。几个家属转头看我，眼神里有同情，有好奇。
“林泓，你冷静点——”
“我很冷静。”我深吸一口气，“领导，您处理吧。该承担什么责任，我承担。辞退也好，赔钱也好，我都认。”
说完，我挂了电话。手在抖，抖得厉害。我把手机塞回口袋，双手交握，试图让它停下来。
但停不下来。抖得越来越厉害，连带着整个身体都在抖。冷，从骨头里透出来的冷。
十点半，手术室门再次打开。这次是医生。
“林秀芳家属？”
我站起来，腿是软的。“在。”
“手术顺利，病人麻醉还没醒，观察半小时就能回病房。”
我张了张嘴，想说谢谢，但发不出声音。只能点头，用力点头。
医生看了我一眼：“你还好吗？脸色很差。”
“我没事。”我终于挤出声音，“谢谢医生。”
医生走了。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，然后走到窗边。窗外是医院的后院，有几棵树，叶子开始绿了。春天真的来了，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。
手机又震了。这次是陆志。
“彩排结束了。手术怎么样？”
我看着这行字。四个小时，他终于问了一句。
“顺利。”我回。
“那就好。我下午过去？”
“不用了。”我说，“你忙吧。”
“不忙了，下午没事。”
“真的不用。”
那边显示“正在输入”，又停住。最后发来：“那晚上一起吃饭？”
“晚上我要陪床。”
“哦，对。那明天——”
“陆志。”我打断他，“我现在很累，不想说话。晚点再说，好吗？”
“……好。”
对话结束。我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，塞进背包最里层。
母亲被推出来时，还在昏睡。脸色苍白，但呼吸平稳。我跟护士一起推床回病房，安置好，然后坐在床边的椅子上。
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在母亲脸上。我看着她，这个给了我生命、然后又因为生活所迫一次次“忘记”接我放学的女人。这个现在需要我签手术同意书的女人。
我突然想起小时候，有一次我发烧，她背我去医院。那时她还没那么老，背很直，脚步很快。我在她背上，脸贴着她温热的后背，闻到她头发上皂角的味道。
那时我觉得，妈妈的背就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。
现在她躺在这里，需要我保护了。
而我，连自己的职业生涯都快保不住了。
下午，母亲醒了。看见我，虚弱地笑了笑。
“小泓……辛苦了。”
“不辛苦。”我握住她的手，“疼吗？”
“有点。”她皱眉，“你吃饭了吗？”
“吃了。”我撒谎。
“你男朋友……走了？”
“嗯，他忙。”
母亲看着我，眼神里有心疼：“小泓，妈没事，你别太累。要是工作忙，你就回去，妈自己能行。”
“不忙。”我说，“陪您。”
她没再说话，只是握紧了我的手。她的手很瘦，血管清晰可见。但很温暖。
傍晚，护士来换药。我趁机下楼，去便利店买了面包和水。坐在医院花园的长椅上吃，食不知味。
打开手机，关闭飞行模式。消息涌进来——领导的，同事的，甲方的。还有陆志的几条：“晚上真不用我过去？”“你吃饭了吗？”“看到回我。”
我一条都没回。只是盯着屏幕，直到它自动熄灭。
天黑了。花园里的路灯亮起来，吸引了几只飞蛾，扑棱棱地撞向灯罩。
我回到病房。母亲又睡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看着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，听着规律的嘀嗒声。
这一天的重量，终于慢慢落下来，压在我肩上。
母亲的病。工作的危机。陆志的缺席。我自己的崩溃。
所有的一切，都在这一天爆发。
而我，还坐在这里。还能呼吸，还能思考，还能明天继续。
这大概就是成年人的定义——不是不会崩溃，是崩溃之后，还得自己收拾碎片，继续往前走。
深夜，母亲醒了。要喝水。我扶她起来，小心地喂。
“小泓，”她喝完水，轻声说，“妈以前……对不起你。”
我愣住。
“妈知道你怨我。”她眼睛红了，“怨我总忘接你，怨我送你走，怨我没能力给你更好的。妈都知道。”
“妈，别说这些——”
“让妈说完。”她握紧我的手，“妈这辈子，最对不起的就是你。但现在看你长大成人，有工作，有……有人关心，妈就放心了。”
眼泪毫无预兆地掉下来。我低下头，不想让她看见。
“妈，”我哽咽，“我从来没怨过你。真的。”
她笑了，很虚弱，但很温柔：“傻孩子。”
那一夜，我趴在床边睡着了。梦见小时候，妈妈背我去医院。梦里的路很长，但妈妈的背很稳。我在她背上说：“妈，我长大了背你。”
她说：“好，妈等你长大。”
现在，我长大了。
但妈妈的背，已经弯了。
而我的背，还没准备好承担这么多。
—
第二天早上，我去单位。直接去了领导办公室。
领导看着我，眼神复杂：“林泓，你妈怎么样了？”
“没事了，谢谢领导关心。”
“那就好。”他顿了顿，“昨天的事，我跟甲方沟通了。他们同意给一周时间重新提交数据，但要求你亲自对接，保证不再出错。”
“我明白。”我说，“我会处理好。”
“另外，”领导看着我，“公司决定给你记过一次，扣除这个季度奖金。有意见吗？”
“没有。”我说，“应该的。”
走出办公室，同事们都看过来，眼神里有同情，有探究。我没停留，直接回到工位，打开电脑，调出数据文件。
错误还在那里，醒目，刺眼。我需要修正它，需要证明我还能做好这份工作。
就像我需要证明，我还能做好一个儿子，一个伴侣，一个成年人。
尽管每一步，都像在刀尖上行走。
尽管每一刻，都可能再次崩塌。
但得走下去。
因为没有退路。
因为身后，已经空无一人。
手机震了一下。是陆志：“今天去医院吗？我陪你。”
我看着这行字。迟来的陪伴。迟到的关心。
我回：“不用了，我今天上班。我妈那边有护工。”
“那晚上——”
“晚上加班。”我打断他，“数据要重做，很赶。”
“……好。别太累。”
“嗯。”
对话结束。我放下手机，开始工作。
窗外，阳光很好。春天真的来了。
不管你有没有准备好，春天都会来。
不管你有没有力量，生活都会继续。
而我，会继续。
即使每一步都疼。
即使每一步，都可能踩空。
但会继续。
因为除了继续，我还能做什么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