冬至那日的雪来得毫无预兆。
清晨还是铅灰色的天，云层低低地压着屋脊。到了晌午，天色忽然亮了些，像是有人在天幕上撕开一道口子。接着，细碎的雪沫就飘下来了，起初只是零零星星，像谁在天上筛面粉。不到半个时辰，雪片大了，密了，纷纷扬扬，把整个世界裹进一片茫茫的白里。
李子荣踏雪去私塾时，心里有种说不清的预感。巷子里静得反常，只有雪落的声音，“簌簌”的，像春蚕在啃桑叶。路过当铺，门板紧闭着，门楣上的铜铃结了冰，不再响了。王掌柜前几日去了县里，说是“谈生意”，但小桃红偷偷告诉他，父亲是去“打点关系”——最近风声紧，税警队的人三天两头来查，翻箱倒柜，连地窖都不放过。
“查什么？”李子荣问。
“不知道。”小桃红摇头，辫梢的银铃铛在冬日的冷空气里声音清脆，“我爹不说，只让我少出门，见了生人别多话。”
这话和很多人说的一样。老张头说过，周先生说过，现在连王掌柜也这样说。好像整个牛桥村的人都屏住了呼吸，在等待什么，又或者，在躲避什么。
私塾的门虚掩着。
李子荣推门进去，一股寒气扑面而来。屋里没生炭盆，冷得像冰窖。周先生坐在讲台上，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长衫，外面罩了件旧棉袍，袍子的肘部磨破了，露出里面灰白的棉絮。他面前摊着一本书，但没在读，只是看着窗外飘落的雪，眼神空洞。
学生们陆陆续续来了，跺着脚上的雪，搓着手。三狗冻得鼻涕直流，用袖子一抹，袖口结了一层薄冰。绸缎庄少爷裹着厚厚的皮裘，还是缩着脖子，抱怨“冷死了”。人比平时少，大约有七八个孩子没来——家里不让他们出门了，说“世道不太平”。
周先生等人都到齐了，站起身。他今天没拿戒尺，手里只握着一支朱砂笔。笔尖的红色在灰暗的光线里格外刺眼，像一滴凝住的血。
“今日是最后一课。”他说，声音很平静。
教室里静了一瞬。然后“嗡”的一声炸开——孩子们交头接耳，面面相觑。最后一课？什么意思？
“先生，是要放假了吗？”三狗问。
周先生摇头，目光扫过每一张稚嫩的脸：“私塾要关了。今日之后，不必再来。”
更深的寂静。连窗外雪落的声音都听不见了，好像整个世界都屏住了呼吸。李子荣看着先生，看着老人脸上深刻的皱纹，看着那皱纹里藏着的、他看不懂的东西——不是悲伤，不是愤怒，是一种更深沉的、近乎绝望的平静。
“为什么？”绸缎庄少爷站起来，“我爹交了束脩的……”
“束脩会退。”周先生打断他，“今日不讲新课，我们温习旧课。翻开《史记》，项羽本纪。”
书页翻动的声音稀稀拉拉。李子荣翻开自己的《史记》，书已经很旧了，是周先生前年借给他的，书页泛黄，边角卷起，上面有先生用朱笔写的批注，蝇头小楷，工整得像刻上去的。
周先生走到窗边，看着窗外。雪下得更大了，竹枝被雪压弯了腰，发出“吱呀”的呻吟。他看了很久，久到孩子们开始不安地挪动身子。然后他转身，走回讲台，拿起朱砂笔。
“项羽该下之围，你们还记得吗？”
“记得。”李子荣轻声说，“汉军围之数重，项羽兵少食尽。”
“嗯。”周先生点头，笔尖落在书页上，“夜闻汉军四面皆楚歌，项羽大惊：‘汉皆已得楚乎？是何楚人之多也！’”
他的声音苍凉，在冰冷的教室里回荡，像古寺的钟声。孩子们都抬起头，看着他。平日里讲这段时，先生会分析战略战术，讲“骄兵必败”，讲“用人不疑”。但今天，他只念原文，一句一句，念得很慢，每个字都像有重量。
“项王则夜起，饮帐中。有美人名虞，常幸从；骏马名骓，常骑之。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，自为诗曰：‘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骓不逝兮可奈何，虞兮虞兮奈若何！’”
念到“虞兮虞兮奈若何”时，周先生的声音哑了。他停下来，深吸一口气，朱砂笔在“时不利兮”四个字上画了个圈。红圈在泛黄的书页上像一道伤口。
“歌数阕，美人和之。项王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泣，莫能仰视。”先生继续念，但声音越来越低，像在自言自语，“于是项王乃上马骑，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，直夜溃围南出，驰走。”
教室里静得能听见炭盆里最后一点余烬熄灭的声音。三狗张着嘴，忘了擦鼻涕。绸缎庄少爷缩在皮裘里，眼睛瞪得大大的。李子荣看着先生，看着老人握着朱砂笔的手——那手在抖，抖得笔尖在书页上留下颤抖的红痕。
“平明，汉军乃觉之，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。”周先生的声音忽然拔高，“项王渡淮，骑能属者百余人耳。至阴陵，迷失道，问一田父，田父绐曰：‘左。’左，乃陷大泽中。以故汉追及之。”
“绐”，欺骗。一个字，决定了一个英雄的末路。周先生在这个字下面重重地画了一道，红得刺眼。
“项王乃复引兵而东，至东城，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。”他顿了顿，抬起头，目光扫过孩子们，“项王自度不得脱，谓其骑曰：‘吾起兵至今八岁矣，身七十余战，所当者破，所击者服，未尝败北，遂霸有天下。然今卒困于此，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’”
“此天之亡我，非战之罪也。”
周先生重复了一遍，声音很轻，但在寂静的教室里，每个字都像锤子敲在心上。他拿起朱砂笔，在“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”这八个字上，画了一个大大的圈。红圈几乎覆盖了整行字，在泛黄的书页上像一轮血色的太阳，或者，一个永远无法愈合的伤口。
画完，他放下笔。笔尖上的朱砂用尽了，笔杆上沾着红色的痕迹，像血。他看看自己的手，又看看窗外的雪。雪还在下，竹枝已经弯到极限，随时会断。
“今日就到这里。”他说，“散学。”
但没人动。孩子们坐着，看着他，像一群迷路的雏鸟。周先生走下讲台，走到李子荣面前。
“子荣，你留下。”
其他孩子这才开始收拾书包，动作很慢，像在做梦。三狗走到门口，回头看了一眼，嘴唇动了动，想说什么，但终究没说出来。绸缎庄少爷裹紧皮裘，第一个冲出门，消失在雪幕里。
等人都走光了，周先生回到讲台，从抽屉里拿出那本《史记》。不是李子荣手里的学生版，是厚厚的、线装的两册，书脊用蓝布裱着，已经磨损了，露出里面的纸板。
“这个给你。”他把书递给李子荣。
李子荣接过。书很沉，沉得像一块石头。他翻开封面，扉页上有题字：“光绪丙午年购于金陵书局”。是三十年前的书了。
“先生，这太贵重了……”
“贵重？”周先生笑了，笑容很淡，“书就是书，再贵重也是给人读的。你拿回去，好生读。尤其是《项羽本纪》《高祖本纪》《刺客列传》……这几篇，要多读几遍。”
李子荣抱紧书，感觉到书页散发出的陈年墨香，混着淡淡的霉味。那是时间的味道，是无数个日夜、无数个读书人的气息沉淀下来的味道。
“先生，”他鼓起勇气问，“私塾为什么……非要关？”
周先生没有立刻回答。他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。雪更大了，竹枝终于承受不住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断了。断枝掉在雪地上，扬起一片雪沫，很快又被新雪覆盖。
“树大招风。”先生轻声说，“私塾开了三十年，教过多少学生？有出去做官的，有经商的，有务农的，也有……走上别的路的。如今时局动荡，官府查得严，凡是聚众讲学的地方，都要登记、审查。我老了，经不起折腾了。”
“可是……”
“没有可是。”周先生转过身，看着他，眼神里有种深重的疲惫，“子荣，你记住，从今往后，读书是你自己的事了。没人教你，没人督促你，全凭自觉。能读多少，能懂多少，看你造化。”
他顿了顿，又说：“《史记》是本奇书。太史公忍辱负重，写下这部‘究天人之际，通古今之变’的巨著。但你要知道，这书里有血。”
“血？”
“嗯。”周先生的手按在书册上，手指枯瘦，关节突出，“不是真的血，是字里行间渗出来的。忠臣的血，烈士的血，英雄的血，还有……无数平凡人的血。你读的时候，要慎之又慎。因为读懂了，心会疼；读不懂，又白读了。”
这话太深，李子荣听不懂。但他记住了“有血”和“心会疼”。他抱着书，感觉到书的重量，那重量不仅仅是纸和墨，还有别的什么——历史？命运？还是先生一生的寄托？
“去吧。”周先生摆摆手，“雪大了，路不好走。”
李子荣鞠躬，退到门口。手碰到门板时，他回头：“先生，以后……还能来找您请教吗？”
周先生看着他，良久，点了点头：“来吧。只要我还在。”
只要我还在。这话听起来像某种承诺，又像某种告别。李子荣鼻子一酸，赶紧低头，推门出去。
雪扑面而来，打在脸上，冰凉。他抱紧怀里的书，深一脚浅一脚地往家走。回头看了一眼，私塾的门还开着，周先生站在门口，身影在雪幕里模糊了，像一幅被水浸湿的水墨画，墨色晕开，渐渐淡去。
—
回家的路格外漫长。
雪已经积了半尺厚，每走一步都陷进去，拔出来时带起一片雪沫。巷子里没有人，连狗都躲起来了。只有他一个人，抱着沉重的书，在漫天飞雪里艰难前行。
路过老张头常蹲的墙角时，他看见那里有个雪堆，形状像个人。走近了，才发现真是人——老张头蜷缩在墙角，身上盖着厚厚的雪，像盖了床棉被。他蹲在那儿，一动不动，要不是嘴里还叼着旱烟袋，烟锅里还冒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白烟，李子荣会以为他已经冻死了。
“张爷爷？”他轻声唤。
老张头缓缓抬起头。雪花落在他脸上，落在那个“盗”字上，很快融化，顺着皱纹流下来，像泪。“阿荣啊，”他声音嘶哑，“散学了？”
“嗯。私塾关了。”
老张头沉默了一会儿，磕了磕烟锅：“关了好。这世道，读书不如学点手艺。”
“先生送我书。”李子荣举起怀里的《史记》。
老张头看了一眼，眼神复杂：“周先生是个好人。可惜……生不逢时。”
这话周先生自己也说过。李子荣站着，不知该说什么。雪落在他的睫毛上，化了，流进眼睛里，涩涩的疼。
“回去吧。”老张头说，“雪大了，你娘该着急了。”
“张爷爷，你……不冷吗？”
“冷？”老张头咧咧嘴，“冷惯了。回去吧。”
李子荣走了几步，又回头，从怀里掏出一个油纸包——是早上母亲给他带的烤红薯，还温着。他走回去，把红薯放在老张头手里：“您吃，热的。”
老张头接过，手有些抖。他剥开油纸，红薯的香气在冷空气里散开，带着甜味。他掰了一小块，放进嘴里，慢慢地嚼，慢慢地咽。然后抬头，看着李子荣：“快回吧。”
李子荣点点头，继续往家走。走出很远，回头看去，老张头还蹲在那儿，小小的一个黑点，在茫茫雪白里，像墨汁滴在宣纸上，慢慢晕开，最后被雪完全覆盖。
到家时，天已经擦黑。秀云等在门口，见他回来，一把拉进屋：“怎么才回？急死娘了！”
“先生留我说了几句话。”李子荣把书放在桌上，“私塾关了，这是先生送我的。”
秀云看着那两册厚厚的《史记》，伸手摸了摸封面：“周先生……是个有学问的人。”
李守业从里屋出来，看见书，也愣了愣：“送你？”
“嗯。先生说让我好好读。”
李守业拿起一册，翻了翻。他不识字，但看得出书的古老和珍贵。他沉默了一会儿，把书放回桌上：“收好吧。周先生的恩情，要记着。”
晚饭很简单，稀粥，咸菜，还有几个蒸红薯。一家人围坐在桌边，默默地吃。屋外，雪还在下，风刮过屋檐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像谁在哭。
“爹，”李子荣忽然问，“先生说的‘天亡我，非战之罪’，是什么意思？”
李守业的手顿了顿。他放下筷子，看着儿子：“就是……就是输了不怪自己，怪天。”
“那对吗？”
“对不对……”李守业叹了口气，“输了就是输了，怪天怪地都没用。但有时候，人总得找点理由，不然……活不下去。”
这话说得沉重。秀云看了丈夫一眼，没说话。屋里只有喝粥的声音，呼噜呼噜的，在寂静里格外清晰。
吃过饭，李子荣把《史记》拿到自己的小桌上，就着油灯的光翻开。第一页是《五帝本纪》，字很小，密密麻麻，读起来吃力。但他坚持读下去，一个字一个字地啃。
读到“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”时，他忽然想起周先生的话——“此书有血”。他停下，仔细看那些字。墨迹已经有些模糊了，但笔画依然清晰，横平竖直，像刻上去的。他伸出手指，轻轻触摸纸面。纸很粗糙，能感觉到纤维的纹理。没有血，只有墨，和岁月留下的黄。
但先生为什么说有血呢？
他继续读。读到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然后得其志；读到蚩尤作乱，黄帝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。字里行间，是战争、杀戮、征服。但他还是没看见血，只看见字，一个个冷静的字，记录着几千年前的事。
也许“有血”不是真的血，是别的什么。是那些死在阪泉、死在涿鹿的人，他们的血渗进了文字里，千年不干。只是读的人要用心，才能感觉到那血的温度，那血的重量。
他合上书，看向窗外。雪停了，月亮出来了，半轮，冷冷地照在雪地上，反射出清冷的光。整个世界一片银白，干净得像刚铺开的宣纸，等着人去书写。
但写什么呢？写战争？写死亡？写英雄末路？还是写一个少年在这个冬天的夜晚，抱着一本“有血”的书，第一次感觉到历史的沉重？
他不知道。他只知道，从今天起，他不再是私塾的学生了。周先生不会再站在讲台上，用戒尺敲着桌面说“专心”；不会再捻着胡须讲解“之乎者也”；不会再在窗外飘来炒栗子香时，笑着说“心要静，不为外物所动”。
那个世界结束了。像私塾门口那根被雪压断的竹枝，“咔嚓”一声，断了，再也接不回去。
他吹熄油灯，躺到床上。月光从窗纸的破洞照进来，在地上投下一小块亮斑。他看着那亮斑，想起周先生画红圈的手，想起那朱砂的颜色，想起“天亡我，非战之罪也”八个字。
天亡我。是谁的天？是项羽的天，还是周先生的天？还是……所有人的天？
他闭上眼睛，但睡不着。脑子里全是字，是《史记》里的字，是周先生用朱砂笔圈出的字。那些字在黑暗里浮沉，闪着暗红色的光，像还没凝固的血。
不知过了多久，他听见远处传来狗吠，一声，又一声，急促而凄厉。接着是人声，嘈杂的人声，脚步声，还有……马蹄声？
他坐起来，侧耳细听。声音从村口方向传来，越来越近。他下了床，蹑手蹑脚走到窗边，从破洞往外看。
巷子里，一队人马正经过。是兵，穿着灰色的军装，背着枪，枪刺在月光下闪着冷光。他们走得很急，皮靴踩在雪地上，“咔嚓咔嚓”响。领头的骑在马上，马喷着白气，蹄子刨起积雪。
队伍中间，有几个人被绑着，踉踉跄跄地走着。看不清脸，只能看见佝偻的背影，和垂下的头。他们走过时，雪地上留下凌乱的脚印，和拖曳的痕迹。
队伍很快过去了，消失在巷子那头。狗吠声渐渐远了，最后只剩下风声，呜呜地刮过屋顶。
李子荣站在窗前，浑身发冷。不是因为没穿棉袄，是因为心里冷，冷得像结了一层冰。他想起白天周先生说的话——“官府查得严，凡是聚众讲学的地方，都要登记、审查。”
私塾关了。当铺门板紧闭。税警三天两头来查。现在，连兵都来了，在深夜里押着人走过。
这个世界，到底在发生什么？
他回到床上，缩进被窝，但怎么也暖和不起来。被子很薄，棉絮已经板结，像一块冰冷的铁板。他抱紧自己，牙齿打颤。
窗外，月亮慢慢西斜。雪又开始下了，细碎的雪沫，沙沙地响，像无数只蚕在啃噬着夜晚，啃噬着这个寂静的、不安的村庄。
而李子荣，在这个1935年的冬至之夜，抱着那本“有血”的《史记》，睁着眼睛，直到天明。
他知道，有些东西结束了。
有些东西，才刚刚开始。
就像惊蛰的雷，还在远方的云层里酝酿，但终会炸响，惊醒所有冬眠的生命，也惊醒那些假装还在睡的人。
他不知道的是，当惊雷真的炸响时，会有多少人再也醒不过来。
他只知道，从今夜起，他不能再是个孩子了。
因为孩子可以闭着眼睛，假装天不会黑，雪不会冷，兵不会来。
而他，必须睁开眼睛，看着这一切发生，看着这个世界，一步步走向那个被朱砂笔圈出的、血红色的结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