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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章

chapter_title:第四章 柯小海的梦想

柯小海是谁?

新中国成立前,柯小海的大伯柯玉斌带领村里的党员和一些群众参加赤卫队,柯小海的父亲柯雨荣也在其中。1935年3月,夏玉山反动民团配合马宏宾进攻双龙边区。值勤的柯雨荣在百药沟与敌人遭遇,战斗中,柯雨荣的右手手指被炸断。年轻的柯雨荣毫不畏惧,坚持战斗,终于等来了大部队的应援,也因此,柯雨荣受到了区里的表彰,1948年,柯雨荣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能够入党对于当时的边区和一个农民来说,那是最高的奖赏。 也因为受伤,柯雨荣未能参加正式的部队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作为有极高素质的年轻党员,柯雨荣积极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,先后在西北电力某工程队工作,后调入双龙公社负责国有乡镇煤矿的建设,之后回乡务农,先后在生产队担任过民兵连长、生产队长、支部书记等职。一直到改革开放后,还担任过两届支部书记。

1976年冬,柯小海出生。

在这个大家庭中,他有四个哥哥、四个姐姐,他是家中最小的孩子。一个家里有九个孩子,对于柯家来说,意味着贫困和饥饿。虽然柯雨荣一直担任队干部,但是和别的社员没有丝毫不同。

在柯小海的印象中,父亲柯雨荣一直是村里的队干部,在索洛湾享有很高的威望,即使后来不再担任队干部,村里的大小事情队干部们还是想征求他的意见。

由于父亲整天忙于生产队和村里的事情,抚养和教育子女的责任落在了母亲一个人的肩膀上。这是一个多么坚强和勤劳的母亲!

小时候,柯小海印象最深的就是母亲对他们的严厉管教。

柯小海的母亲个头不高,但是对孩子的教育异常严格。一旦发现自己的子女和别的小孩发生口角,她就会训斥孩子,甚至会动手,让孩子跪在门口,直到认错为止。

“现在想想,那是因为我们是队干部的孩子,所以在子女教育方面,我妈比别的农村妇女要求更加苛刻。”柯小海笑着说。母亲的严厉是他童年印象最深的。也因此,他的母亲在村里享有很高的声誉。队干部家的孩子家教好,这才能让父亲在村里有威信。

柯母祖籍四川人,是一个非常要强的人,她不仅在子女教育方 面不输人,在生产队劳动和村里干活、家里家外干活都非常勤劳,从不开口求人帮忙,即使自己再苦再累,都会默默承担起来。在家里,持家务爱干净,在田里,像一个青壮劳力一样干活,近60岁的时候还在田里干活。

母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“只能让自己吃亏,不能让别人吃亏!”

这句话柯小海小时候一直感到困惑,但是,越长大越明白母亲的为人和高尚的情操。

规矩,这是柯小海在母亲身上体会到的最深刻的感觉。家中九个孩子,没有一个被村里人腹议,每个孩子都规规矩矩,行得端、走得正。

在这种家教氛围中,家里的孩子没有一个敢从路上捡别人家一根柴火。而每年冬天家里的柴火都是柯小海在冬天一个人背回来的。

母亲的性格和教育给柯小海一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这也使他在今后的个性成长、人生经历中受益匪浅。

那时家中的主要劳力是母亲和已经逐渐成人的哥哥姐姐。

柯小海上小学后,每天清早要提着筐子,到了学校后,把筐子放在学校门口,放学后,在河边割猪草,回到家必须是猪草满筐才不会受到父母哥哥的谴责。这就像一个固定的约束模式一样,如果贪玩回来迟了,猪就要受饿,他从来不敢过分贪玩……

母亲能做一手好茶饭,而且非常热情好客,公社和乡里的干部那个时候来到村上,都是派饭,都喜欢到柯家来吃派饭,母亲从来没有怨言,每当父亲带着公社的干部来到家里,母亲就忙碌起来,不厌其烦地为干部们做最好吃的面条。这个时候,父亲一般会瞪着眼看他,他就老老实实地会意了,乖乖地跑到院子门口等着,闻着窑里飘出来的油炸葱花的香味,不住地咽口水……等干部吃完走了,母亲才喊柯小海,让他回来将剩下的面条吃了,每次都是很少的一小碗,即使这一小碗,哥哥姐姐们却没法享受到,这是一种非常美好而充满诱惑的等待,每次都是那么漫长,又是那么充满期待。

虽然是家中最小的孩子,除了这半小碗面,他再无其他的“特权”。大概是因为长身体的缘故,他的童年也充满了饥饿。

柯小海憨厚地笑着说:“经常吃不饱,饿呢!”

也正因此,柯小海在家里是最调皮,挨打最多的孩子。小时候,受过很多苦,个性里有一股子倔强劲,总想尝试,总想与众不同。家里孩子多,总想得到最多的爱护和体贴———下河被水淹,上山被火燎,和同村的孩子玩耍掉下山崖,脑袋受伤一直流脓,却不敢给父母说,直到自己慢慢好了。

“家里娃娃多,父母真的顾不来。”他苦笑着说。后来母亲发现他脑袋上的伤口,急得哭了出来,而他却微笑着安慰母亲。他觉得上天还是眷顾他的。

父亲经常忙碌,为村集体的事业到处跑,母亲只能承担起所有的劳动。但是,由于常年的重苦力劳动,母亲的身体日益下降,这也让柯小海很小就懂事了,成了家里的小大人,三年级的时候,学会了自己做饭,那个时候,几个哥哥和姐姐已经成家,柯小海一到冬天就去上山拾柴火,春忙的时候帮母亲在田里干活,一到夏天就去各村打槐米。槐米是一种中药材,打槐米需要等待时机,必须是家槐树花儿开放之前,不能迟不能早,瞅准了一棵家槐树,他就在树底下一直等……因为槐米的价格相对高一点,他怕别人抢了先,看到槐米结蕾时,就一直等候。或许跟他有相似的经历,我对柯小海的这段经历感同身受。

柯小海说着这些经历,看着窗外飘飘洒洒的秋雨,悠悠地问我:“你知道,小时候这个季节,这个时候,我在干什么吗?”这窗外的雨像是一种倾诉。

柯小海说,每到这个季节,这个时候,他已经睡过一觉了,然后赶紧起床,拿着袋子跑进山林去收木耳。

为什么要在半夜去收?因为去晚了,大片的木耳已经被别人抢走了,你什么都找不着。就为了赶时间,抢先收到木耳,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只身闯进灌木林中,他浑身上下全被雨水打湿了。

山林中那时候还有野兽出没,柯小海一边爬上树收木耳,防着脚底湿滑掉下山崖,一边还要防着野兽出没。

在这深不见边际的大山里,一个十来岁的孩子,他用自己十足的勇气抵抗着寒夜的冰冷和黑暗的恐惧。

他自己也害怕过,最危险的一次收木耳的经历至今让柯小海感到惊心动魄、心有余悸。

一般来说,孩子们收木耳都要结伴而行,而且会跟着一两个大人,发生危险后,互相有个照应,但柯小海却想,如果这样去山里,最后大家收到的木耳很有限。都是别人走过的路,他想尝试一下别人未走过的路。

于是,有一天他去了一个别人从来没去过的地方收木耳,半夜两三点进了山,拿着手电筒,在一个陡峭的半山崖上,他意外发现了非常多的木耳,他狂喜不已,很快爬上了山崖。没等他高兴完,马上就被恐惧笼罩了———在这堆木耳旁边,盘旋着一条手腕粗细的黑蛇,在月光和手电光的照射下,黑蛇直立起来,足有他的个头一般高,吐着流星般的信子,盯着惊慌失措的柯小海,他立在半山崖边,走也不是,站也不是,更不敢喊叫,怕要惊了它。此时,想要逃走恐怕也是困难重重。他惊慌之后,看了那一大堆木耳,还是心有不忍,决定留下来与蛇搏斗!

在这密林中长大的孩子,从小就见惯了蛇蝎的恶毒,也有一套对付它们的办法。但是这么粗壮的蛇还是第一次见到,虽然有些后悔没听大人们对他的告诫,但是已经为时晚矣。柯小海一边抽了半根树枝抵抗防御,一边用手电筒刺激它,而这个办法一点用都没有,他和蛇就那么一直对峙着,谁都不让步,谁也不敢进攻。一个多小时后,柯小海终于想出一个办法来,他慢慢脱下上衣,趁着蛇疲乏的空当不偏不倚扔在它的头上,接着用树枝将蛇敲下山崖,山崖下面是一股流水,他用手电筒看着蛇逃离后,慌忙收了全部木耳跑下山……

说到这些经历,柯小海至今心有余悸,但这样的经历对他来说,似乎已经不算什么了。

即使家中窘迫,父母还是没有让他放弃学业。

柯小海的学习成绩一直不错,在村里的小学里,常常名列前茅。还有一件事情让柯小海难以忘怀,每当乡里的干部来家里吃派饭,他总爱听父亲和他们说话。

“我爸作为村干部,能和乡里的领导干部打交道,相互交流,让我觉得很羡慕。不仅对我爸比较崇拜,更对乡上那些有文化的人充满了敬意。”

印象里最深的是有一年“三干会”,父亲带着他。他在会场外从头听到尾,那些领导讲了什么话,他比父亲记得还清楚,虽然有许多话听不懂,却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父亲柯雨荣是一位非常敬业而好强的“革命老干部”,他在当村干部的时候,村里什么都想争第一。只要是村集体的事情,父亲柯雨荣从来不敢含糊。这样的作风给后来的柯小海带来了巨大的影响。

印象中,他经常和父亲一起在广播里听南街村的故事,至今对那些报道记忆犹新。

父亲留给柯小海最重要的话就是“没有村集体,就没有社会主

义新农村”。

在经常“旁听”父亲与乡干部交流的过程中,柯小海对村干部有了初步的认识,也让他最早萌生了想当“村干部”的想法。

但是现实并不尽如人意。

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上双龙镇中学后,柯小海对生活和人生有了更深更全面的认识。

20世纪80年代末,影响柯小海的还有一件事,那就是农村 “单干”后,有些人富裕了,在这个落后贫困的小山村里,个别农民富裕,那就意味着其他大多数农民离他就会远了,情感也淡了。这让已经开始独立思考的柯小海反思了很长时间。因为,在他父亲给他的印象中,索洛湾的人穷才是光荣,尤其是当村干部,越当越穷———以穷为荣是一个村干部的“标配”,可是,时代在发展,谁也挡不住群众富裕的梦想和脚步。

有了穷富,就有了差距,有了差距就有了矛盾。

索洛湾已经变了,外面的世界也早已变了。

父亲柯雨荣认识到了这个问题,因为年龄原因,辞去了村干部的职务,而带着这些问题的柯小海也上了双龙镇中学。

双龙镇中学离家十几里路,为了不影响学习,柯小海只能住校。但是,住校的费用大,他就寄宿在镇上的二哥家,已经成家的二哥是镇上的一名煤矿工人,他对柯小海非常关心,但是,已经学会独立的柯小海,从不向哥嫂开口要钱。后来,又怕打扰他们的生活,选择了住校。

在学校他也吃尽了苦头,每个星期需要向学校的灶房交7— 15斤面粉换饭票,而后拿一罐头瓶咸菜,必须估量着吃一个星期,这怎么能吃得饱?但是,就是这点钱,柯小海自己都觉得生活费用太高。

课余时间,柯小海主动帮助学校的灶房提水、洗锅。这可不是学雷锋,而是为了能够吃到锅底留存的饭。这让已经青春期的柯小海尊严受到了巨大的挑战。

“其实也没有什么尊严可讲,就是饿。不敢跟家里多要粮食, 更不愿意求任何人,同样是没有尊严,我觉得那么大人了,求人更让自己活得没有面子。”

柯小海回到家也不愿意说学校的事情,只是通过不停地干活来忘却饥饿。

母亲虽然患病,但是时刻不忘管教孩子。柯小海每次卖药材之前,母亲都要偷偷过一次秤,为什么要这样?柯小海笑着告诉我,一方面,是母亲过日子很细;另一方面,她也是教育监督,生怕我们几个不规矩。

家里的日子过得也紧巴,尤其是母亲患病后,父亲因为没有手指,田里的活儿全靠村里的人帮忙。每到春忙秋收的时候,村里的人都会主动给柯家帮农活。这情景让柯小海终生难忘。

可以说,他初中三年,田里的农活大部分是村里人帮忙。这份乡情恩情柯小海默默记在心上。

初中毕业那一年,辛劳一生的母亲离世了。

柯小海带着巨大的悲伤回到家,他看着村里的人将母亲埋葬后,再也不愿意去学校继续上学。

那个时候,四个哥哥和四个姐姐也已成家,家中唯有年老的父亲和他。而他自己早已觉得成人,他必须承担起这个家的责任。

父亲严肃地问柯小海:“你不上学,能干啥?”

柯小海满怀信心地说:“我在村里劳动,以后也当个干部。”

柯雨荣显然觉得这个小儿子的话有些冒失,甚至狂妄。他反问柯小海:“你凭什么当村干部?老子当了一辈子村干部,下场就这样!”柯小海很清楚父亲的话外音。

柯小海知道父亲这个时候对他没有任何信心,他虽然没有反 驳父亲,但是,内心已经下定了决心。一定要做村干部!而且要做和父亲不一样的村干部!到底哪儿不一样,其实他内心也没有底。

20世纪90年代初,村干部的首要条件是,你能先富起来。

继续上学已经不现实了。1992年初中毕业的柯小海离开学校时,内心是悲伤,甚至是沉痛的。

说起这段往事,柯小海突然笑着说:“虽然只有初中毕业;但是,他用这点文化底子却能教得了已经上大学的女儿。”

柯小海说完这句话,就很认真地背诵初中学过的课文,朱自清的《春》、古文《木兰辞》……看着他认真的样子,我突然觉得那些很普通的文章在他带有一些方言的语气中,竟然是那么的悲壮,似乎像是对过往苦涩青春的祭奠!

经二哥介绍,柯小海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去店头镇秋林子山沟煤矿打工。这一年柯小海刚刚15岁。煤矿下井需要技术和专业培训。在井上干了几天,柯小海得知下井挣得多一点,求工头将他派下井干活,工头看着这个个头不高的小孩,有些不放心,但看他平时老实巴交,干活毫不惜力,就勉强答应了。

在当时设施不够先进的煤窑里,柯小海一头钻进煤窑中。年轻好胜、血气方刚的他非常珍惜这份工作。在陕北人的印象里,下煤窑干活是一种低贱和逼不得已的活什,那是搭上性命的奋力一搏。

“人都要把自己逼一逼。”柯小海说。由于没有技术和缺乏培训,他在小煤窑里主要的工作就是帮矿工推煤车,一天大概要工作十个小时以上。初生牛犊不怕虎,为了能多赚点钱,已经将生死置之度外。工头也曾劝说柯小海:“还是来井上工作,井下太危险,你还是个娃娃!”但是,柯小海并不领情,在他的内心中,走出校门口,他已经是一个男人,一个铁骨铮铮的陕北汉子!

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,柯小海的这种不低头不服输不退缩,事业面前敢于拼命的性格让他时时处处竭尽全力,即使再难再苦,也不轻言放弃。

井下推煤车的三个月,让柯小海体验到了真正的人间疾苦———比饥饿更苦的是在生死之间的无奈徘徊。而相比于过去吃的那些苦来说,已经不算什么了。

三个月后,包工头带着工人要去别的地方干活。他极力想带走柯小海,觉得柯小海是个可造之才,柯小海也很想一直跟着这个工队干活,此时村中有人捎话来,父亲患病!他急忙回家探望父亲。回到家以后,看着父亲日渐消瘦的身体,他的心就软了,这个家不能离开他,也不能没有他。柯小海辞谢了包工头的好意,回到了索洛湾。

回到家,柯小海主要是帮助家里干农活,从小就学会做饭的他,只要是父亲喜欢的饭,他都想办法给父亲做。农闲下来了,在镇上当矿工的二哥捎话让他去镇上一趟。柯小海一去才知道,他的二嫂因为是镇政府干部,帮他找了一份临时工作———双龙板条厂工人。柯小海说,只要不离开镇上,他就干。父亲需要照顾,他不能离开太远太久,这就是当时他的想法。

柯小海是个孝子。这件事情索洛湾所有的人都有目共睹,尤其是母亲去世后,与父亲相处的日子让他逐渐理解了过去的父亲。

板条厂是当时双龙镇政府牵头,为适应市场经济开办的一个乡镇工厂。工厂规模不大,只有20多个人,主要生产木地板。镇政府的目的是想利用镇属林业资源搞活市场经济。

当时的镇政府考虑到一些林业树木逐渐老化,可以适当进行砍伐,并依据相关规定,进行边砍伐边种植的办法,走循环利用之路,根据相关政策,双龙镇也率先开办了这个厂,想闯出一条适应市场经济的路子。

柯小海的工作主要是收购和卸载木料。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和细心的工作。板条厂需要收购的木料非常严格,尤其是对木材原料的入口把关很严。柯小海从小在山林中奔跑,却要从头学习对木料的认识。

但是,从小就聪明的柯小海不仅非常好学,而且异常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。木料的硬度和优劣都在他和同事们的手里经过,相比于在煤窑里推板车,这已经算是非常轻松的工作了。很快,柯小海便能单独应对工作。这一阶段是他非常愉快的时光,可父亲仍然是他的牵挂,一下班就赶紧骑着自行车回家,他害怕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孤独。

父母老了,柯小海反而像小时候他们照顾自己一样,充当起照 顾父亲的责任,每个月发了工资,他都如数交给父亲保管,因为有了这份工作,父亲对他也充满了期望,甚至认为以后这样的日子会继续……

在板条厂,柯小海在相对轻松的环境里,也不再像过去一样整天苦恼,而是变得乐观起来了。人生的雾霾总要过去,辍学、丧母等等失意逐渐被对未来美好的憧憬冲淡了———他变得喜欢和人交流,也非常爱交朋友,包括那些和他一样卸木料的民工、做运输的卡车司机、打扫卫生的阿姨、车间的工人。柯小海对他们都非常尊重,他们也都愿意和他交往。

柯小海心地善良。跟他打过交道的人都没有吃过亏,这样的人谁不愿意交往?交往和认识的人越多,他的心境也越宽广了,心态也越积极了,也就在这个时候,他结识了林场的老冯。

老冯是一个非常好酒而且好吃的男人,在林场当了一辈子兢兢业业的工人,后来调到镇上的林场机关等待退休。老冯经常来板条厂是因为板条厂在业务上归林场指导。每隔两天,老冯就让柯小海帮他去村里买一只鸡炖着吃,可是每次给柯小海的钱根本不够买一只鸡。相好的同事告诫柯小海,这种人就是欺负工人,你何必理他呢?那个时候,他每个月的工资并不多,但是,有一半补贴给了爱吃鸡肉的老冯。柯小海说,不是我有钱,也不是我非得要交他这个朋友,而是小海刚到工厂来的时候,老冯教他识别木料和树木,让他不但开了眼界,也学到了很多知识。受人滴水之恩应该涌泉相报。同事们就说,小海是个憨憨(傻子),迟早被老冯这个酒鬼害死。小海则嘿嘿一笑,依然我行我素。

柯小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,就像母亲当初时常说起的那句话一样———“只能让自己吃亏,不能让别人吃亏!”

由于板条厂技术和产销滞后,经营了一年后,停产了。 柯小海失业了,再次回到索洛湾。

这次失业,给了柯小海很多启发。他甚至想,如果厂里的木地板有好的销量,有了品牌,或许厂子就不会这么快停产倒闭,他们生产的木地板并不差于市场上高价位的木地板,如果能有好的销售渠道,坚持几年一定能走出去,他甚至想,如果我自己来经营这个板条厂会怎么做?……但是,没有如果,市场经济就是激烈的你死我活的竞争!柯小海也是第一次体验到这种残酷的竞争带来的失落。

柯小海再次回到了索洛湾,一年时间虽然没有赚到多少钱,但是,他却积累了很多工作经验。

收完当年的玉米,已是十月份,一旦入冬,农民就要闲下来。 柯小海是个闲不住的人。他正盘算着怎么出去打工,也托人打听周围有没有可以去打工的地方,等了半个月毫无音讯。如果打工的地方太远,就没法照顾父亲,他只能等待。就在这时,双龙镇林场在索洛湾旁边的胶沟里进行计划性采伐作业,需要一大批进行伐木和装载木料的工人。

这是一份非常要命的工作,须得有十二分的力气才能胜任,尤其是装载木料,完全是下苦的力气活。这样的工作,一般庄稼人不一定愿意去做,乡村的安逸,也养成了很多农民冬天不出门的习惯,就像下煤窑一样,除非迫不得已。但是,柯小海愿意去干,他闲不住,更重要的是,他必须像那些“先富起来的人”一样,才有资格在父亲的面前谈自己的想法。

柯小海没有告诉父亲,自己一个人去了胶沟,走进那熟悉的山林,找到林场的负责人,希望能在这里干活。负责的人看到他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,笑了笑说:“是你要干活还是你家大人要干活?”柯小海听出对方戏谑的口气来,弯下腰去就把一根二尺来粗的木头扛起来。负责的人怕砸了他的脚,还是没有同意让他留下。

带着失落和沮丧,柯小海默默地离开了胶沟,当他蹲在胶沟沟口正垂头丧气时,面前走来一个熟悉的人影———老冯!柯小海不禁叫了出来。老冯哼了一声也不搭理他,走了几步,突然转过身来问他在这儿干啥。柯小海赶忙将自己在伐木场遇到的事情告诉了老冯。

老冯笑了笑说:“真想抬木头?你能受得下这苦?”

柯小海认真地点了点头。

老冯还是一副醉态的样子说:“你跟我走。”

柯小海以为老冯要跟他说买土鸡吃的事情,没有想到一路上一句话都没有说。到了伐木场,老冯指着柯小海说:“就让这娃娃在这儿做活,有啥问题我负责。”

听到老冯的话,伐木场的人都愣住了。

而在柯小海看来,他只想用自己的实力证明,他和别人一样, 甚至干得更好!他可不想让人觉得自己是通过老冯的“关系”才成了民工。这对他来说,是一种耻辱。

除了伐木工人外,其他人都是装载民工。柯小海因为不懂伐木,就只能干装载苦力。一根木头一般需要两个人一起抬才能装上卡车,但是,这个十六七岁的孩子却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抬木料———他个头不高,又是个娃娃,无论谁跟他工作,都要吃亏。

开始他自己也觉得委屈,这些装载木料的民工并不是索洛湾本村人,大都是镇上其他村子的人。小海一个人只能单独扛着,这就会发生前后失衡的不匀称感,吃了很多苦头。一天下来,躺在炕上已经无法动弹了。父亲看着小海手上、胳膊上的伤口,又看着他红肿的肩膀心疼不已,劝说小海不要再干了,家里也不是缺钱到揭不开锅!但是,既然干上了,他的那个倔强的劲儿又来了———不低头不服输不退缩!

第二天,柯小海毫不犹豫地进了胶沟。一大早,那些早来的民工看到柯小海已经早早地等候在那儿,觉得很意外,他们本以为这个娃娃不会再来了,没有想到会这么倔强。更让他们感到意外的是,柯小海同时带了两大暖壶的开水,为的就是给大家干活的空隙解渴……

这个细微的举动感动了那些靠苦力讨活的民工们,大伙儿也不再嫌弃与柯小海干活,小海很快融入了这个队伍中。

装载木料辛苦,很多人干了一两个月回了家,只有柯小海一直坚持着,虽然苦累相伴,有一天,干活的时候,鞋子破了,他的脚就踩在雪水和泥巴中,硬是和民工兄弟们把一大车木料装满。

而这样的艰苦生活,同时锻炼了他坚强的意志。

半年后,柯小海积攒了一些钱,他和父亲商量,想买一辆卡车, 也做运输木料的活儿。父亲并没有反对,而是撂了一句话:“你自己看着弄吧。”虽然听起来是一句无奈的话,但对柯小海来说,这意味着父亲对他的肯定。

平时就很留心学习的柯小海,很快考到了驾照。买车的时候, 钱不够,父亲将所有的积蓄交给他,并和几个儿子凑了钱交给柯小海。柯小海用7500元买了一辆破旧的二手车。凭着这辆二手车,他干起了运输木料的活儿。

所有的痛苦都不会白白忍受,所有的努力付出都会得到回报。

1998年,已经干了近四年运输生意的柯小海,成了索洛湾“先富起来的人”,当时他的资产已达30多万,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天文数字了。在别人的一片羡慕和钦佩声中,柯小海的人脉和资源越来越广,“百万富翁”的梦想也离他越来越近。但是,这只是普通人的梦想,柯小海真正的梦想并不是要做所谓的“百万富翁”。

当时除了木料运输生意,他还兼做煤炭运输,生意风生水起,

越来越大。

而就在这时,他做了一个人生中最大的决定———回索洛湾!

他到底是怎么想的?

“先富起来的人”他们头脑灵活,善于捕捉商机或者对先进的文化和技术有较强的掌控和运用能力,这是他们先富起来的主要原因。柯小海就是这样的一个人。

每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都有一个让家乡富裕的梦想;但是,要将梦想变成现实,需要实践。幸福不会从天而降,好日子是干出来的;但最重要的是,这样的梦想是否具有普世价值?是不是与我们党的要求期待相吻合?是自我富裕实现自身价值还是大多数人心中的梦想?这是决定一个人今后能否成就一番事业的基础。

柯小海的梦想意义在于,他的梦想与普通人的“百万富翁”梦想不同,不同在哪儿,他最初萌生时,并不十分清楚;但是,在实践中,他琢磨出了自己真正想要拥有的梦想。尤其是在最后即将实现个人成功时,他想清楚了这点。更难能可贵的是,他抛弃或者叫摒弃了自己的梦想,愿意为大家共同的梦想而努力奋斗,这种责任,确有一番“壮士一去不复返”的悲壮和豪情。

柯小海身上有《创业史》中“梁生宝”式朴实而善良、厚道而仗义的开拓精神和品格,更有一般农民不具有的胆识魄力和创新精神;同时,柯小海身上还具有《平凡的世界》中“孙少安、孙少平”式不服输、不甘于平凡的闯劲和拼搏精神,敢想敢做,敢于承担时代赋予的责任,具有真正的大梦想、大情怀。

反过来讲,柯小海与梁生宝、孙少安、孙少平不同的是:第一, 父亲或者先辈们对柯小海的影响比较深,让他从小萌生了为集体做事的意识;第二,他个人的思想意识发挥了作用。在他看来,这世上有钱人很多,城市有很多有钱的人,索洛湾也有发展不错的有钱人,那只是他们个人价值的体现,不足体现一个人的社会价值。索洛湾只有一个,你能让索洛湾的人全都富裕奔小康,那才是一个人真正的社会价值。想清楚了这点,我们也就能理解柯小海的决定。

要想脱贫致富,必须有个好支部。

那么,我们在选用和选拔村一级干部的时候,是否要以这样的标准来衡量呢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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