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4章：张彪反正
1941年5月8日的上海，初夏的风带着一丝燥热，吹得法租界的梧桐叶沙沙作响。中央储备银行后门的小巷里，张彪穿着洗得发白的保安制服，正低头踢着地上的石子，脸上满是颓丧——自从被松井降职后，他就从保安队长变成了门口的守卫，每天站在烈日下，看着日军在银行里横行，还要忍受同事们的指指点点，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。
“张队长，别来无恙啊？”一个熟悉的声音从巷口传来，张彪抬头一看，是老周。老周穿着一身灰色长衫，手里提着一个布包，看起来像个普通的修表匠，眼神里却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锐利。
张彪的身体僵了一下，下意识地想躲开——他知道老周是沈砚之的人，上次自己帮松井传递假情报，害沈砚之差点暴露，现在面对老周，他心里满是愧疚和不安。
“怎么，不敢见我？”老周走到他面前，停下脚步，声音压得很低，“我不是来兴师问罪的，是沈同志让我来给你带个话。”
张彪的头埋得更低了，手指紧紧攥着制服的衣角：“沈……沈主任有什么话，您直说吧。”
老周从布包里掏出一封信，递给张彪：“这是沈同志给你的信，你自己看。看完了，再决定要不要见他。”
张彪接过信，信封是普通的牛皮纸，上面没有署名。他左右看了看，确认没人，才拆开信封，里面是一张折叠的信纸，上面的字迹工整有力，是沈砚之的笔迹：
“张彪同志，我知道你之前帮松井做事，是因为家人被胁迫，不是真心投靠日军。你曾是东北军的战士，曾为了保卫家国跟日军拼命，你的骨子里，流的是中国人的血。现在，你有一个赎罪的机会——日军近期要在上海召开‘东亚共荣会议’，松井会负责会议的安保工作，如果你能拿到会议的安保部署图，不仅能弥补你之前的过错，还能保护更多抗日同志的安全。如果你愿意，三天后的傍晚六点，在静安寺公园的凉亭里见，我会等你来。”
张彪看着信上的字，眼眶慢慢红了。他摸了摸口袋里的照片——那是他在东北的妻子和女儿，照片边缘已经被摩挲得发白。他想起了九一八事变时，战友们为了掩护老百姓撤退，倒在日军的枪口下；想起了逃亡路上，看到日军烧杀抢掠，老百姓流离失所；想起了自己为了家人，不得不帮松井做事，看着同志被捕却无能为力……
“我……我要是帮了你们，松井肯定会杀了我的家人。”张彪的声音带着颤抖，他不是不想反，是怕连累家人。
老周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语气里带着理解：“沈同志已经让人去查你家人的下落了，只要你愿意配合，我们会想办法把你的家人从重庆难民营转移到安全的地方，保证他们的安全。而且，你想想，要是日军的‘东亚共荣会议’顺利召开，他们会欺骗更多老百姓，会有更多人死于日军的屠刀下，你的家人，也迟早会受到牵连。”
张彪沉默了很久，手里的信纸被他攥得皱巴巴的。他抬头看着老周，眼神里的犹豫渐渐被坚定取代：“我帮你们！但我有一个条件——你们必须保证，以后不再追究我的过去，也必须保证我家人的安全。”
“只要你真心悔过，为抗日做贡献，我们不仅会原谅你，还会把你当成同志。”老周笑着点头，“你家人的安全，沈同志会亲自负责，你放心。”
接下来的三天，张彪开始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，偷偷收集“东亚共荣会议”的安保信息。虽然他被降职成了门口的守卫，但松井因为找不到更熟悉银行和法租界地形的人，还是让他负责一些基础的安保工作——比如给特高课送文件，或者去会议会场附近勘察地形。
5月10日上午，张彪奉命去特高课送一份关于会议会场的文件。特高课的办公室里，松井正和几个特工围着一张地图讨论，地图上用红笔标注着会场周围的防线，旁边还写着狙击手的位置。张彪假装送文件，眼睛却快速扫过地图——会场设在法租界的“汇丰礼堂”，周围布置了三层防线：第一层是会场门口的宪兵，第二层是礼堂周围五十米的便衣特工，第三层是外围街道的巡逻队；另外，在礼堂对面的高楼里，还安排了四个狙击手，负责监视会场周围的动静。
张彪把文件放在桌上，故意装作不小心，把墨水洒在了地图旁边的纸上：“对不起，课长，我不是故意的！”他一边道歉，一边用纸巾擦拭，趁机把地图上的关键信息记在心里——狙击手在“汇丰银行大楼”的三楼和五楼，巡逻队每十分钟换一次班，防线的缺口在礼堂西侧的小巷里。
松井皱了皱眉，没多想，只是挥了挥手：“赶紧收拾干净，下次注意点！”
张彪连忙点头，收拾好文件，快步走出特高课。回到银行后，他趁着午休时间，躲在杂物间里，用铅笔在一张旧报纸的空白处，偷偷绘制安保部署图。他画得很仔细，把防线的位置、狙击手的楼层、巡逻队的换班时间都标得清清楚楚，甚至还在图上用虚线标出了西侧小巷的缺口——那是袭击会场的最佳路线。
绘制完地图后，张彪把报纸折成小块，藏在一个空的香烟盒里，放进制服的内口袋里。他摸了摸香烟盒，心里既紧张又期待——这是他第一次为抗日做实事，也是他弥补过错的机会。
5月11日傍晚六点，静安寺公园的凉亭里，夕阳的余晖洒在地上，给周围的树木镀上了一层金色。沈砚之穿着一身长衫，坐在凉亭里，手里拿着一本书，假装在看书，眼睛却警惕地观察着周围。
“沈主任。”张彪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一丝紧张。沈砚之转过身，看到张彪穿着保安制服，手里紧紧攥着一个香烟盒，脸色有些苍白。
“坐吧。”沈砚之指了指对面的石凳，语气平和，“没人跟踪你吧？”
张彪摇了摇头，坐在石凳上，把香烟盒递给沈砚之：“这是会议的安保部署图，我画在报纸上了，你看看对不对。”
沈砚之接过香烟盒，打开一看，里面是一张折叠的旧报纸，上面用铅笔绘制着详细的安保图，标注得清清楚楚。他仔细看了一遍，点了点头：“很好，谢谢你，张彪。有了这张图，我们就能制定详细的袭击计划，打乱松井的部署。你为抗日做了一件大事。”
张彪松了口气，脸上露出一丝释然的笑容：“以前我做错了，害了很多同志，现在总算能弥补一点。以后，我不会再帮日本人做事了，要是有需要我的地方，随时找我——哪怕是上战场，我也不怕。”
“你能这么想，我很高兴。”沈砚之拍了拍他的肩膀，“你家人的事，我已经安排好了，地下党的同志会在下周把他们从重庆难民营转移到苏北根据地，那里很安全，等抗战胜利了，你就能和他们团聚。”
张彪的眼睛瞬间亮了，他紧紧握住沈砚之的手，声音带着哽咽：“谢谢沈主任！谢谢你们！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的！”
离开公园后，沈砚之立刻回到安全屋，把安保部署图交给苏清媛和陈峰。陈峰看着地图，眼睛一亮：“‘东亚共荣会议’是日军的宣传骗局，他们想通过会议欺骗老百姓，说什么‘大东亚共荣’，实际上是为了进一步控制上海。我们不能让他们顺利召开，正好可以利用这张图，让军统的狙击小组袭击会场，打乱松井的计划。”
苏清媛也点头：“我同意。狙击小组可以从西侧小巷进入，避开前两层防线，然后埋伏在汇丰银行大楼的对面，等松井讲话时开枪，既能震慑日军，又能让会议无法顺利进行。另外，我们可以在会场外制造混乱，比如放鞭炮假装枪声，或者撒抗日传单，吸引日军的注意力，掩护狙击小组撤离。”
沈砚之看着两人，点了点头：“就这么办。陈峰，你尽快联系军统的狙击小组，让他们做好准备，会议在5月15日召开，我们还有四天时间；清媛，你负责准备传单和鞭炮，安排地下党的同志在会场外接应；我去跟老枪商量，让他组织交通员，确保狙击小组撤离后能安全离开上海。”
接下来的四天，众人都在紧锣密鼓地准备。陈峰联系了军统在上海的狙击小组——小组由两个经验丰富的老兵组成，一个叫老吴，擅长远距离狙击；一个叫小李，负责观察和掩护。他们带来了一把狙击枪和足够的子弹，藏在安全屋的地窖里，每天都在模拟会场的环境，练习射击。
苏清媛则带着几个地下党同志，在安全屋里印制传单，传单上写着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“揭穿东亚共荣骗局！”等标语，还准备了十几挂鞭炮，装在纸袋子里，方便携带。
5月15日上午九点，“东亚共荣会议”如期召开。汇丰礼堂外，挂着巨大的“大东亚共荣”横幅，门口站着十几个宪兵，手里的步枪擦得锃亮，眼神凶狠地盯着来往的行人。松井穿着一身笔挺的军装，站在礼堂门口，迎接前来参加会议的日军军官和汪伪官员，脸上满是得意的笑容。
礼堂对面的高楼里，老吴趴在楼顶的水箱旁，手里握着狙击枪，瞄准镜对准了礼堂的讲台。小李蹲在他旁边，手里拿着望远镜，观察着周围的动静：“老吴，松井进去了，估计十分钟后就会讲话。周围的宪兵没发现我们，一切正常。”
老吴点了点头，调整了一下呼吸，手指扣在扳机上，眼睛紧紧盯着瞄准镜——他的目标不是松井，而是松井身后的日军军官，只要打乱会议的秩序，就算完成任务。
上午九点十分，松井走上讲台，拿起话筒，开始发表演讲：“各位同胞，各位同仁，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东亚共荣会议，是为了实现大东亚的和平与繁荣……”
就在这时，老吴扣动了扳机——“砰！”子弹带着呼啸声，擦过松井的耳朵，精准地击中了他身后的日军军官！军官应声倒下，鲜血溅在了讲台上，会场顿时乱成一团！
“有狙击手！快找掩护！”松井大喊着，趴在了讲台上，脸色惨白——刚才那颗子弹要是再偏一点，倒下的就是他！
礼堂外，苏清媛带着几个地下党同志，立刻点燃了鞭炮，“噼里啪啦”的鞭炮声像枪声一样，吸引了门口宪兵的注意力。他们还把传单撒向空中，红色的传单像雪花一样飘落，落在行人的手里，也落在宪兵的头上。
“打倒日本帝国主义！”地下党同志大喊着，人群顿时骚动起来，有的行人捡起传单，有的开始逃跑，礼堂外的秩序彻底混乱了。
松井气得浑身发抖，他爬起来，对着话筒大喊：“关闭会场！搜捕狙击手！一定要把他们抓出来！”
宪兵和特工们纷纷行动起来，有的冲进礼堂，有的在周围的街道上搜查，还有的朝着鞭炮声传来的方向跑去。可老吴和小李早就趁着混乱，从高楼的消防通道撤离，钻进了西侧的小巷里，由地下党的同志接应，坐上了提前准备好的黄包车，朝着法租界的方向驶去。
松井的搜捕持续了整整一个下午，却连狙击小组的影子都没找到。他站在混乱的礼堂里，看着地上的血迹和散落的传单，心里又气又急——“东亚共荣会议”被彻底打乱，他的安保计划也彻底失败，日军的颜面尽失，东京军部肯定会追究他的责任。
而在银行的保安室里，张彪看着报纸上关于“东亚共荣会议遇袭”的报道，嘴角露出了一丝欣慰的笑容。报道里说，会议被迫中断，日军正在全城搜捕狙击手，却毫无进展。他摸了摸口袋里家人的照片，心里暗暗发誓：以后一定要多为抗日做实事，等抗战胜利了，就去苏北根据地找家人，再也不分开。
夕阳透过保安室的窗户，洒在张彪的脸上，温暖而明亮。他知道，自己的人生已经走上了正确的道路，虽然未来可能还有很多危险，但他不再迷茫，不再愧疚——因为他终于明白了，只有把日本人赶出中国，才能让家人和更多的老百姓过上安稳的日子。